章清在《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一文中说，构成传统最重要的是它所拥有的一些经典，并具体反映在读书人的知识来源上。基于此，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20世纪中国传统的失落，以及失落的究竟是什么？透过《新青年》文本可知，五四一代关于传统的立场，主要体现在不把传统作为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知识资源，传统也因此呈现由“知识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过渡。自五四迄于今，文化传统由各种“经典”向抽象化的象征符号过渡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受到知识分子文化素养以及历史境况的影响，从中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批判传统还是弘扬传统，都不断在重新界定传统，并用新的象征符号表达。同时，“经典”的“学术资源”化也表明，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失落构成20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实质写照。
盛邦和在《傅斯年：批评主义史料学派的文化建设论》（《河北学刊》2000年第3期）一文中说，评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史诸学派，传统的观点是两大学派：文化激进主义学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学派。这样划分欠科学，划分为文化守护学派、文化批评（破坏）学派及文化建设学派较为适宜。胡适群类是中国文化批评学派最有力与最有影响的积聚。他们从“破坏”入手，以期中国文化的彻底重构。他们的实证疑古的方法论即为此目的服务，并将此种方法运用于史学。傅斯年属胡适文学“猛将”之一，他主张中国文化“脱弃旧型入于新轨”，于“破坏”前提下重作新制；他对中国“性”、“命”说作全新诠释，倡言“史学便是史料学”，认真实践，做出成绩，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留下鲜明印记。
张锡坤、徐正考在《气韵源于“气运”》（《吉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中说，把气韵等同于“传神”的诠释，存在着三大误区：以“风韵”解气韵之“韵”；以“文气”解气韵之“气”；以为气韵的哲学基础在于玄，无视“无”与“气”的完全不调和。气韵源于“气运”，二者的通假既有音韵学的依据，又有文献可证。气韵即气运，乃气运从哲学到文艺审美中的延伸，是《易传》所崇尚的生命运动的美学精神的抽取缩和。刘勰的“自然之道”，钟嵘的“气之动物”，与气韵有着共同的旨趣，是分别从文学、诗歌和绘画领域对文艺本体论的表达。
张作耀在《曹操集权而未篡汉自立辨析》（《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一文中说，东汉末年，身逢乱世的曹操以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铲除群雄，控制东汉王朝；进而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把持朝政。曹操集权而不篡的原因是：他认为轻易废立，为天下大不祥之事；世受汉恩，使他不敢轻言废立；他以扶汉而不篡汉倡言天下，自食其言，多有不便；控制汉室，可以“挟天子以令诸候”，使自己凌驾于刘备、孙权之上而无降低自己地位之虞，同时也否定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当然，如果条件成熟，曹操还是会篡汉自立的，只不过天不假年而已。
杜勤在《论鼎三足的喻象意义》（《华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中说，殷代开始鼎以铜制取代陶制，由日常炊具变为礼器。从此，鼎之为器，含物象之法，其用途较之发明当初发生了质的变化。与铸于鼎面的动物图案的神秘巫术意义同样，鼎三足也被赋予了重要的喻象意义。进入西周后神运万物的原始宗教趋于理性化、世俗化，阴阳学说从自然的客观变化中考察大地万物之运行规律，建立起一套类通天地的人间秩序，滋生出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思想，从而为鼎三足为“三公”的喻象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程美宝在《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一文中说，陈寅恪曾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却终未到任。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寅恪赴英受阻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的说法并不准确；令陈滞留香港的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的做法。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计划和有关信件，展示了陈寅恪的学术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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